中医传统治未病（未雨绸缪）、重辨证（标本兼顾）、讲配伍（适应变化），就是用外力——中药来主动、积极地干预人体的生理功能，使之自行向正常的方向转变，最终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丹溪心法》）、“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正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医实质上是重在“调理”而非“治病”，是把“养生”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理顺了，养好了，百病自然不生。
中医治未病。这是指中医讲究把握病机。正所谓“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内经；灵枢；逆顺》。未病是个什么状态？未病就是“疾”，就是亚健康状态。“疾”与“病”在古代往往是分开使用的，古汉语中“疾”与“病”有轻重之分。疾病初显谓之“疾”，重者才是“病”。当年扁鹊过齐，一见齐桓侯，就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在腠理是指在表皮和肌肉间隙，属初级阶段，称为“疾”。桓侯不但不信还不高兴，后来逐步发展至“在血脉”、“在肠胃间”、“在骨髓”，最终导致“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记载的故事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中医的长处在于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治好“疾”可使人不至“病”的阶段，“病入膏肓”往往在中医就没治了。现在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类似于现代西医的外科学？中医不能动刀子确实是中医的一大局限，但中医的传统是治未病呀，如果刚有点苗头就被发现了、治好了，自然就不会发展成要“开膛破肚”了。是不是？
中医重视辨证施治。中医的辨证包含了透过现象看本质、注重发展变化、抓主要矛盾、兼顾其他等几层意思。传统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并考虑天时地理因素，再运用三焦、六经、八纲、卫气营血等辨证方法立法用药。《内经》上记载“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素问；咳论》）。《内经》中还有记载：黄帝问“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歧伯回答说：“地势使然。”这说明中医自始就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而是系统地、整体地看待人体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因此，中医往往会出现同病不同药的现象，实际上是“症”（表象）同而“证”（本质、病因）不同的缘故。
说到中医分科，由于中医是系统地、整体地看待人体，所以分科对于中医而言是没有大的必要的。不过据我所知，中医无类似西医细化分工却丝毫不影响中医师的“术业专攻”。东汉仲景之学分为《伤寒》与《杂病》、三国华佗用“麻沸散”、宋代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清吴鞠通出《温病条辨》、清傅山（即梁羽生《七剑下天山》中的清城派掌门，印象中有绝招“流云水袖”是也）有《傅青主女科》，这些其实就是中医的专业分科。
中医用药讲究配伍，对证下药，临症加减，极具灵活性。中药在性能上有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因由各种草药构成，中药组方讲究君臣佐使，还要根据症状的改变随时作出变化，实际上就是讲究药物的有机结合、协同作用，这不是随意而为，而是非常严谨的。具体到药量上，中医重在对病的定性以及轻重程度的把握，注重各种药物的相互关系和协调，具体到每一味药物只要是不影响君臣佐使的大局关系，数量多一点少一点确是无所谓的。谈到中药疗效问题，我的看法肯定的。人参、鹿茸、灵芝等的药理作用无须多加说明。
只举两例证明之：一是三九胃泰（主要成分为三亚苦、九里香，三九因此得名），二是丹参滴丸（主要成分丹参、三七、冰片），这些都是纯中药制剂，西医临床使用机会还是挺多的，疗效自不待言。至于药物反应问题，由于中药大多取自天然植物，又经过几千年的时间检验，客观地说，用药禁忌比西药少得多。中医传统上只总结出十八反、十九畏、妊娠禁忌、服药忌口等四大类情况。中医在用药上出问题，一般主要是下列情况：一是诊断错误，下错药，这是医师水平问题；二是用量畸大，属庸医所为，象胡万林之流；三是没有遵循中医传统用药，如有段时间女同志没病却用“龙胆泻肝丸”减肥，造成部分人肝肾功能损害，其原因是该方药中有一味“关木通”含有对人体肝肾功能有影响的“马兜铃酸”。而传统中药方剂记载中应是“木通”，而非“关木通”。为此，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下文已对有关方剂按传统古方组成作了修改。
至于现代科技与中医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如何更好地秉承传统和发扬传统的问题，而不应该成为为创新而创新的问题。科技之于中医的入侵，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因是追逐中药的高额利润。